吴贻芳 — 中国最杰出的大学女校长

世事有时真是奇妙，距离金陵大学两千多米，便有一座与它相对应的金陵女子大学，校址即今日的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与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它们同为美国教会创办，一阳一阴，宛如夫妻。其校长也是对应得很，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是教会大学中第一位中国校长，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也是教会大学中第一位中国女校长；金陵大学在陈裕光领导下成为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也在吴贻芳领导下成为中国最好的女子大学；而且，吴贻芳和陈裕光一样任职时间都很长，都颇有智慧，都留在大陆，都是基督徒，都安享晚年，都很长寿……唯一不同的可能是，吴贻芳终身未婚，把自己的大半生献给了金陵女子大学。

民国初期，风气开通，女子中学逐渐增加，但面临着师资缺乏、毕业生继续深造等难题。为此，几个英美教会商定，在长江流域组建一所女子联合大学。1913年，几大教会联合组成校董会，推举德本康夫人为新大学首任校长，并将新大学的校址定在南京。1914年11月，金陵女子大学开始筹建，德夫人租赁南京城东绣花巷李鸿章小儿子的住宅，将其改造成临时校舍，并于次年9月17日正式开学，成为长江领域第一所女子大学，也是全国最早的女子大学之一。学校建校初便与美国史密斯女子大学结为姊妹学校，每年由该校校友会负担部分经费，并派学生前来教学实习。1919年，金陵女大首届5位学生毕业，成为中国最早在高等学校中获得学士学位的女大学生。由于金陵女大学生品行兼优，纽约州立大学委员会认为“该校毕业生成绩优良，堪与美国大学相比”，遂于首批学生毕业时立案：凡赴美留学深造的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生，学历予以承认，可直接在美继续攻读学位。因为校内只有文理两个学院，按照当时的大学组织法，不能叫大学，故1930年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但人们习惯仍称之为金陵女子大学，简称金女大。

当全国各地纷纷发起“非基督教运动”及收回教育主权运动时，金陵女大像金陵大学一样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校长德本康夫人也“知趣”地急流勇退，“希望学校能体谅她们的苦衷。她们这样做，对执行委员会来说，是最好的决定。她们做出这一决定并不是她们不愿继续在金陵工作，而为了推进学习行政机构的调整，促成一个中国人领导下的新的行政机构的产生。这一重新调整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保证学校通过官方注册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①。在此背景下，首届金陵女大毕业生徐亦蓁被推举为新执行委员会主席兼董事会主席。徐亦蓁上任后立即表示，新校长非其同学吴贻芳莫属，并得到吴贻芳恩师黎富思的赞成，最终提议获得校董事会和行政委员会的通过。

为什么“新校长非吴贻芳莫属”呢？这是因为吴贻芳的品行和能力众所周知。她早年经历坎坷，父亲因成为上司挪用公款的“替罪羊”而跳江身亡，在北京清华学堂读书的哥哥因出洋留学希望破灭自杀，母亲因丧夫失子一病不起悲惨离去，个性刚烈的大姐受此刺激在母亲入殓前上吊自缢。这些家庭变故的磨炼，使得吴贻芳养成了坚强性格与克制能力。1915年，吴贻芳随姨父一家回上海，意外地收到去金陵女子大学学习的邀请信。原来金陵女子大学一位叫诺互通玛利的美籍教师，在杭州弘道女中任教时，对吴贻芳的好学上进留有深刻印象。于是，1916年2月，吴贻芳作为插班生入读金陵女大一年级。在校期间，吴贻芳以优秀的学业和出色的组织才能，被推选担任学生自治会会长，并成为中国最早获学士学位的五位女大学生之一。大学毕业后，吴贻芳获聘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英文部主任、教师。1921年冬，美国蒙特霍利克女子大学校长到北京女高师参观讲演，便由吴贻芳担任翻译，吴贻芳流利的英语口语引起她的惊奇，特推荐吴于1922年入美国密执安大攻读生物学博士。留学期间，吴贻芳又先后当选为中国基督教学生会会长、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密执安大学中国学生会会长和科学会会员等，成为颇有号召力的学生领袖。

成功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吴仪芳的校友、教师、留学博士、学生领袖等多重经历及坚强性格、领导能力使得金陵女大校长一职“非她莫属”。但考虑到吴贻芳毕业在即，金陵女子大学董事会告诉吴贻芳不必急于回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再回母校接任。1928年，吴贻芳博士论文答辩顺利通过，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随即她向金陵女大发出了12个字的电报：“论文已毕，考试及格，定期回国。”时年吴贻芳35岁。

“造就女界领袖”

1928年11月3日，金陵女子大学张灯结彩，礼堂内嘉宾云集，其中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的代表孟寿椿。发髻如墨、娴静儒雅，身穿纯色棉布旗袍，戴一副圆框眼镜的吴贻芳在就职典礼上“闪亮”登场。她在就职致辞中讲道：“金陵女大开办的目的是应光复后时势的需要，造就女界领袖为社会之用。现在办学，就是培养人才，从事于中国的各种工作……”“明耳”的人会听出，不知不觉，吴贻芳已将学校办学宗旨做了“移花接木”，就在吴贻芳演讲前的几分钟，原校长德本康夫人还在离职演讲中重申金陵女子大学创办宗旨是为中国“训练基督徒妇女领袖”，并指出：“信、望、爱乃金陵女大之办学根基。金陵女子大学是以基督的爱来办学，以基督的精神来维持”。而吴贻芳已经认识到形势的变化，因此“应光复后时势的需要”，淡化学校基督色彩，悄悄地将办学宗旨从“训练基督徒妇女领袖”换成了“造就女界领袖”。这一宗旨的变化，重新定位了金陵女子大学，奠基了金陵女子大学崛起之基础。

要想“造就女界领袖”，吴贻芳认为首要的是重视“人格教育”，使学生具有健全人格，“人格教育的实现，因习惯贵在‘慎之于微’，而学校尤当注重慎微的陶冶，方能使整个的人生有良好的发展”②。吴贻芳主张的“人格教育”内涵非常广泛，包括学生的德、智、体、群、灵等方面都要充分发展，与蔡元培倡导的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可谓相得益彰。为此，金陵女子大学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如设立主辅修制，主张文理兼通，注重学生广博的知识训练，规定主修文科必须选读4个学分的自然科学，主修理科必须选读1门社会科学；重视体育教育，每年春、秋两季举办体育运动会，创办四年制体育系，开我国高等女子体育教育先河；重视亲情培养，建立导师制、姐妹制。金陵女子大学安排一年级学生与三年级学生结为姐妹班，每人各有姐妹一二人，互相激励、帮助；重视社会实践，每年寒暑假均组织学生进行乡村服务工作，为期七周；实行音乐通识教育，钢琴、声乐、音乐通论作为新生必修科目，音乐系毕业生须举办个人音乐会……

吴贻芳重视“人格教育”，其根本目的在于使学生具有健全、独立人格，不依附于男性。因而，这一教育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传统社会对女子的教育多是“三从四德”教育，做个贤妻良母即可。清末政府制定了将女子教育归于蒙养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章程，民国初年对女子学校教育采取提倡、鼓励态度，许多女子中学、小学兴建，教会也相继创办了一些女子大学，如1904年创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14年创办的华南女子大学。1919年，教育部公布《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对发展女子高等教育做出具体规定。次年，东南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首开女禁，招收女生”。形势虽然大好，女子教育越来越受重视，但如何更好地教育女生，培养目标是什么呢？当时许多女校的办学宗旨依旧是“培养贤妻良母”，即使开明如梁启超认识到“兴办女学”的重要性，也仅停留在“让女性上可相夫，下可交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而金陵女大以“人格教育”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揭开了中国女子教育史上新的一页，这种教育“是一种真正建立在男女平等基础上的教育，是一种真正把女子当‘人’，当做与男子一样平等的人的教育，是中国女子由‘非人’教育向‘真正人’的教育的根本性转变”③。

金女大五月花会中，学生笑容灿烂，舞步优雅。

培养女生健全、独立人格的同时，吴贻芳也不忘发挥女生之特长及服务社会需要。吴贻芳就任校长后，取消宗教系，淡化宗教课程，逐渐停办政治系、哲学系，而根据社会需要和女生特点加强系科建设，逐渐形成了以文科的社会学系和理科的家政系为代表的特色科系。社会学系因“近年重视社会建设，因女子性静，宜于社会工作”④而建，兼顾社会和女子就职的双重需要，在农村社会工作及调查服务、儿童社会工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培养了很多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也为学校赢得了良好声誉。1940年，针对战争难童的救助、保育等社会问题，吴贻芳又创办家政系，课程紧密围绕儿童福利等问题，很快成为最受学生和社会欢迎的一个系。此外，金陵女子大学女生穿短袖短裤做操，穿古典服装舞蹈，每年选举“五月皇后”，“当春天来临之际，围绕五月花柱起舞”，以求除了学识外，还要有优秀体质和优美举止。自信、清纯、热情，气质优雅、才貌双全的金陵女子大学女生成为金陵一景，成为女知识分子的典范，吸引了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内外众多男生的爱慕，以至流传歌谣“金男大、金陵女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金陵女子大学1919级学生合影中年轻的吴贻芳（右二）

金陵女子大学女生

从1915年首次招生到1951年并入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36年来共培养学生999人⑤，有“999朵玫瑰”之称。这“999朵玫瑰”中很多人如吴贻芳所愿成为“女界领袖”，如1925届的刘恩兰成为中国第一位女自然地理学家、1926届的鲁桂珍协助李约瑟完成《中国科技史》（后与李约瑟成婚）、1947届的郑小瑛成为中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金陵女子大学是民国时期毕业生最多的女子大学，尤为可贵的是，当时众多女生接受大学教育后却又重回家庭，而金陵女子大学的毕业生大部分步入社会，自食其力。1947年，金陵女子大学对32年来历届毕业生做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本科毕业生共29届732人，毕业后再深造者计191人，占27.1%；获博士学位者38人，获硕士学位者73人，获护士学位者12人，在国内继续研究者2人。剩余703人就业情况是服务于教育界者242人，占34.4%；从事社会服务业着89人，占12.7%；医生、护士33人，科研人员68人，公务员66人，写作、编辑8人，宗教工作者11人，家政服务142人……

“厚生”精神

“造就女界领袖”之基石在于“人格教育”，而“人格教育”之基石为“厚生”精神。这一精神乃金陵女子大学校训，也是学校之精魂。“厚生”源自《圣经·约翰福音》，意为“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1919年，金陵女子大学师生通过讨论，决定以“厚生”为校训，吴贻芳后来解释道：“以‘厚生’为校训，是要告诫学生：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造福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更丰厚。学校用这个为目标来教导学生，并通过学校生活的各方面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努力。”

1937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的合影

吴贻芳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后，以“厚生”精神为旗帜，改革教育内容，热爱学生。金陵女子大学原为贵族化的高等教会学府，只有有权有势信教家庭的女孩才有接受教育的资格。接掌学校后，吴贻芳规定以考试成绩为录取标准，扩大受教育范围，促进了教育平等。同时，学校设立奖助学金，帮助贫困家庭学生顺利完成学业。金陵女子大学的所有考试均无监考老师，但几十年下来，全校没有一个学生考试作弊。学校还专门舍有“恋爱教室”。当时，金陵女子大学有些学生和金陵大学的学生恋爱常常晚归。一天，吴贻芳散步时发现窗下有把椅子，原来是一个晚归的学生被关在外面，只得爬窗户进宿舍。吴贻芳担心学生安全，便将宿舍楼下的会客室划出部分隔成许多半封闭的小间，设置桌椅专供恋人聊天。

“厚生”精神核心在于一个“爱”字，爱人爱社会爱国家。因此，吴贻芳特别强调学生要有奉献精神、服务意识，鼓励学生积极为农民孩子义务办学、为妇女儿童建立诊所、礼拜日定期到邻居家上门服务等，并在南京、成都等处创办乡村服务处、幼儿园、妇女班、免费儿童学校、儿童福利实验所。抗战爆发后，吴贻芳引导师生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抗日救国活动，要求学生“艰苦建校、抗日救国”，支持他们为抗日军民募捐、义演、照料伤兵及办农村服务部、救护队等。居里夫人的二女儿艾芙·居里作为战地记者，抗战时来中国大后方了解女大学生，金陵女子大学作为典型被推荐采访。一位金陵女子大学女生尖锐地问艾芙·居里，为什么西方还不开辟第二战场，让艾芙·居里深深体会到中国女生对时局的关心。最能体现金陵女子大学“厚生”精神的是金陵女子大学教务主任魏特琳。南京沦陷后，魏特琳留校照看校园。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积极营救中国难民，保护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和年轻姑娘，被南京市民称之为“活菩萨”，魏特琳的日记更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

吴贻芳自己更是以身作则，践行“厚生”为人，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几十年来，她一直住在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房间里，总是粗茶淡饭布衣布衫，每月工资除留下生活费外，其余都接济学生、教职员工。每当新生入校，吴贻芳总要到宿舍看看，关心学生冷暖、膳食，张治中的女儿、1933届校友张素我回忆说：“吴校长对学生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爱，常常到学生中间问长问短。新生入学后，她总要到宿舍去看看，要学生注意生活冷暖，并问膳食如何。1935年夏，我即将赴英国留学，校长听说后，就想到正巧有两位美籍教师经欧洲返美度假，于是精心安排让我和他们结伴同行。校长为远游的女儿想得多周到啊！”1946届校友秦筱娴考入金陵女子大学时，肺部因曾患结核病“钙化”。就读金陵女子大学后，她的病情大为好转，因为当时吴贻芳规定，患病学生由食堂补一份营养菜，并可领到鱼肝油、钙片等药品。秦筱娴后来回忆道：“当时可能没有哪一位高校校长能如此无微不至地爱生如子。”

吴贻芳曾定下严格校规，不收已婚学生，在校生结婚就得自动离校。但也有例外，1925年，《孽海花》作者曾朴的妹妹曾季肃写信给吴校长，希望来金陵女子大学学习。当时曾季肃已35岁，育有两个孩子。吴贻芳被曾季肃的执著感动，破例录取了她。后来，学校有名女生和一名军人偷偷结婚，吴贻芳知道后，带着她最喜爱的一枚胸针到学生家，一面祝贺新婚，另一方面则委婉地告诉她不要到学校了。这名女生的丈夫后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她向吴校长表达了重回金陵女子大学的愿望。吴贻芳接受了她的请求，破例让她继续学习，她的子女由学校共同抚养。

抗战期间，吴贻芳自己则积极参加大后方妇女和儿童保育活动，参与各种政治团体和妇女组织的领导工作，团结各界人士支持抗日。1938年，她以文化界知名人士身份成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历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是五人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老革命家董必武对她评价道：“像她这样精干的人物，男子中也是少有的。”1943年3月，吴贻芳和晏阳初等人组织“中国六教授团”赴美宣传抗日战争，争取美国朝野支持，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跟深深被她折服，盛赞她为“智慧女神”。1945年，吴贻芳以无党派身份参加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大会，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

1945年，吴贻芳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大会中《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

很多研究者称吴贻芳为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这种称呼实际上并不准确。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并不是吴贻芳，而是因遭鲁迅批判而“臭名昭著”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⑥校长杨荫榆，吴贻芳是继杨荫榆之后的中国第二位女大学校长。比较这两位女大学校长，颇有值得玩味之处。

杨荫榆早年在兄长杨荫杭创办的锡金公学就读，二十岁左右就读于苏州景海女中和上海务本女校。1907年，杨荫榆官费留学日本，毕业回国后担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后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监。1918年，教育部首次甄选教师赴欧美留学，杨荫榆入选，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专业，并于1922年获得硕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获得硕士学位的女生之一，受到时任教育总长章士钊的赏识。两年后，杨荫榆荣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成为中国首位大学女校长，前途一片光明。

可杨荫榆早年离婚，性格古板、刚烈，做事一意孤行、不懂变通。著名作家杨绛是她的侄女，曾回忆说，杨绛与钱锺书在苏州完婚时，杨荫榆前往道贺，身穿一套新潮白夏布衣裙，足蹬无锡人认为很不吉利的白色皮鞋，装束打扮不伦不类，引得众人侧面诧怪。接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后，杨荫榆要求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只管读书，不准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并把学生的爱国行为一律斥为“学风不正”，横加阻挠，让学生很是不满。杨曾撰文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因此被学生讥讽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

吴贻芳获美国密执安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们（摄于1928年）。

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部分学生由于受江浙战争影响未能按时返校，杨荫榆遂以此为由，勒令国文系3名平时对她有不满言论的学生退学，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由此爆发。杨荫榆为对付学生，先是以校评议会的名义开除女子师范大学生自治会的几位干事（其中有刘和珍、许广平），然后召来军警，截断电话线，殴打女生，并关闭伙房，强行解散预科甲、乙两部的四个班级。北洋政府教育部则火上浇油，明令停办女子师范大学，以国立女子大学取而代之。此事激怒北京学界、文化界众多知名人士，纷纷对杨口诛笔伐，鲁迅称其为“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杂文《寡妇主义》辛辣地讽刺道：“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那么萎缩，她们却以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定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

1934年蒋介石夫妇参加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典礼与吴贻芳合影

鲁迅等人的批判对于杨荫榆具有毁灭性质，从此她背上了“反动”牌子。迫于社会舆论压力，杨荫榆被迫辞职，回到老家。1927年，杨荫榆重出江湖，赴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兼授外语。但由于她声名狼藉，不受学生待见，《苏州日报》文艺副刊更是多次重提女师大旧事，指斥杨荫榆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反革命分子”等。杨荫榆处境狼狈，如履薄冰，再次被迫辞职。公事干不成，杨荫榆只好自主创业，自掏腰包，创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自任社长，招收女生。

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奸淫掳掠，恶贯满盈。当时，杨荫榆开办的二乐女子学术社女生众多，不能幸免日军暴行。杨荫榆跑到日本军营，递交用日文撰写的抗议书，并当面斥责日本军官纵容部属奸淫掳掠，肆意违反国际公法。日本军官见杨荫榆气度不凡，日语讲得十分流利，估计她来头不小，便勒令部下退还从杨荫榆四邻抢走的财物。如此一来，周边女性都把二乐女子学术社视为首选的安全避护所，而杨荫榆来者不拒，悉数收留，为此她甚至拿出积蓄，扩建房舍。日军对此很是不满，便想强行征用杨荫榆的住宅。而杨荫榆死活不肯搬家，誓当“钉子户”，与日军激烈对抗。1938年元旦，两个日本兵来到杨荫榆家中，哄她出门。在吴门桥上，一名日兵突然朝她后背开枪，另一名日兵则猛然将她踹入寒冷的河水，又连发数枪，直到河水泛红，方扬长而去。一位为杨荫榆盖房的木工将她从河里打捞上岸，装殓遗体时，棺木太薄，不敷所用，只好在棺外仓促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既没刨光，也没上漆。杨绛对此感叹道：“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

1936年的德国柏林，参加奥运会的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学生与吴贻芳（左二）合影 。

不可否认，杨荫榆是一位尽职尽责的老师，热爱教育事业，但她性格孤傲，认不清形势，“一步错，步步错”。而吴贻芳秉承“厚生”精神，对师生关爱备加，将军警坚决挡在校外，还在“五·二〇”惨案发生时当面责问蒋介石，要求撤销警察局局长职务。解放前夕，吴贻芳更是顺应形势，两次拒绝国民政府让她当教育部部长的邀请⑦，退回宋美龄送来的台湾机票，与金陵女子大学一起留守南京，并担任南京临时治安委员会副主任（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为委员之一），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欢迎解放军“和平接受”，“静静地等待着光明的到来”，对负责接受南京的刘伯承说道：“作为一所专门培养高级妇女人才的金陵女大，愿意在尊重信仰自由的原则下，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为国家出力，为社会培养急需的人才。”吴贻芳和陈裕光一样虽受蒋介石器重，但毕竟不像朱家骅、罗家伦一样是铁杆国民党员，对国民党政府已失去信心，对共产党则充满信心。新政权成立后，吴贻芳先后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等职。

“两相比照，杨荫榆与吴贻芳的经历不无共同之处，她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留学美国，毕业于名校，也都终身献身于教育。但她们的性格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杨荫榆过于刚烈，缺乏柔和，吴贻芳则具备宗教情怀，刚柔并济；她们的行事方式也不一样，杨荫榆遇到麻烦就一意孤行，不惜鱼死网破，以至于局面失控，无可收拾，吴贻芳则善于调动人脉资源，往往能将矛盾化解于始萌状态。唯其如此，她们的命运判若云泥，吴贻芳实现了自己的教育理想，活至期颐高寿，杨荫榆则一再受挫，事业无成，五十四岁就横死于兽兵的枪口之下。”⑧可以说，杨荫榆虽是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但同时也是最失败最惨烈的女校长。而吴贻芳虽不是首位中国女大学校长，但当之无愧是民国时期乃至至今中国最杰出最成功的大学女校长，无论衡量其治下的金陵女子大学，还是衡量其自身。民国时，教育界就已有“男有蔡元培，女有吴贻芳”一说。1934年6月，蒋介石和宋美龄参加了金陵女大的毕业典礼，对吴贻芳办学成就表示了肯定。吴贻芳还于1979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为世界杰出女性专设的“智慧女神”奖，成为实至名归的“智慧女神”和“女界领袖”。

1935年，金陵女子大学20周年校庆，四名1919届毕业生团聚，右二是吴贻芳

民国时，女子大学凤毛麟角，不太被社会认可，面临着是否有必要单独办学的压力及其他众多困难，常常被别的学校吞并，最早的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后来便与燕京大学合并。金陵女子大学在办学过程中也面临过几次合校风波，吴贻芳治校期间，就出现了两次合并压力，被要求与金陵大学合并。吴贻芳指出，男女合校固然可以给女子以教育机会，但不能提供公平发展机会给予女性，因而坚决反对合并，捍卫了金陵女大的独立。只是，形势比人强，1951年，金陵女子大学还是与金大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次年高等院校大调整，公立金陵大学又并入南京大学，同时在金陵女子大学原址建立南京师范学院，吴贻芳任该院副院长，后任名誉院长。

“金陵桃李晚来香。”晚年，吴贻芳写信给江苏省省长，建议创办一所女子职业学院，设置一些适合女子服务社会需要的专业，为四化建设培养更多的妇女人才。但天不假年，吴贻芳没有亲眼看到自己这一愿望的实现，1985年11月10日上午8时30分，吴贻芳走完了她的一生，享年93岁，遗嘱说道：“把金陵女子学院建起来，而且要建得比老‘金陵女大’更好。”1987年，为满足吴贻芳遗愿，南京师范大学在校内设立金陵女子学院，并开始对外招生，金陵女子大学校友闻此消息，纷纷捐款助学，修缮其办公场所——贻芳园。而今，贻芳园内，鲜花怒放，芳香四溢，无数女生像花儿一般美丽绽放，旁边便矗有一座吴贻芳纪念馆。只是吴贻芳最应该让人纪念、发扬的应该是她的教育思想，尤其是“造就女界领袖”的办学目标和“厚生为人”的学校精神，对于今天的人才培养，特别是女生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吴贻芳曾给学生猜谜：“象牙坛，紫檀盖，里面坐了一个小白菜。谜底是什么？莲子。就是说做人要一生洁白如象牙，刚毅如紫檀木，平易如小白菜。”这道谜语，恰好概括了吴贻芳一生的品格：质朴如莲子，刚毅如紫檀，又像小白菜般平易近人，供人营养，育人成长。

注释

① 德本康夫人、蔡路德.金陵女子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

② 吴贻芳.基督教教育之特殊贡献.教育季刊，第6卷，第2期

③ 程斯辉、孙海英.厚生务实 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④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20周年纪念特刊，申报，1935年11月2日

⑤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女子教育有较大发展。据当时教育部统计，1928—1929学年，在校女大学生总数达1485人，站在校生总数的8.6%；1936年，在校女生达6375人，站在校生总数的15.2%；到1945年，在校女生增长到1586人，占在校生总数的19%。其中，教会大学虽较早向女生开放，但总体上还是国立大学女生最多。如1922年国立大学有女生405人，教会大学女生总共只有305人。

⑥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是当时与金陵女子大学南北并立的著名女子大学，1931年与北平师范大学合并，定名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⑦ 1946年2月，吴贻芳经过重庆时，宋美龄女士建议她出任教育部长，被她拒绝。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后，张治中推荐吴贻芳做教育部长，她还是谢绝了。

⑧ 王开林.人各有命：杨荫榆和吴贻芳.随笔，2012年第6期陶行知“伟大的人民教育家”